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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果是,大部分非洲申请者还是被拒签了。 二 薛定谔的“自由裁量权” 如今想来,无论是法比安对冒险者的青睐,还是加斯帕对拉美、非洲移民的见解,本质上都是他们作为签证官的“自由裁量权”。 在司法领域,即使有严格的法律,法官的个人认知和喜好仍能左右案子的审判结果。而拥有“自由裁量权”的签证官,自由度往往比法官更大——签证审批是“独任制”,一人决定,全权负责,除非特别审查,否则其他签证官无权推翻对同一申请的决定。 也就是说,对个案的判断,高度依赖签证官的个人理解。如果同一申请由不同的签证官受理,结果很可能截然相反——有时,甚至会改变申请人的一生。 北京三里屯东5街上的外国大使馆标识。图源办理,毕业证,文凭,成绩单,学历认证,留信认证,学位证,学历,本科,硕士,假文凭,假学历,文凭认证,:Sipa 我的同事卡洛琳就遇到过这样的时刻。 在一次审核中,她通过研究资料的相关性,推断出申请者是国际人口贩卖集团的人质。 “即使事情过去十多年了,我仍然忘不了。”卡洛琳说。 她当时负责给移民批居留证,某天,接到一位希腊女性移民的举报,说有个男人是移民黑户,在做贩卖人口的勾当,请求卡洛琳批捕他,把他关在移民看守所里,千万别放出来。“因为男人已经知道她举报了自己的事,一旦被放出来,女人很可能会被他杀死”。 那个男人此前已经拿到了合法居留的资格,“我怀疑他是蛇头,但他坚决否认”。卡洛琳审讯了他一整夜,但还是找不到证据,“虽然那希腊女人说他有杀人倾向,可我没有证据断定他会杀人”。 疑罪从无是法律规定,作为移民官,如果仅仅怀疑对方有杀人倾向就将他拘留,这是犯法的。卡洛琳没办法,只能放他走。说到这,她哽咽了起来。 联合国于2019年发布的《2018年全球人口贩运报告》显示,2003年到2016年间,全球被发现的人口贩运受害者总数呈上升趋势。资料来源:UNODC 就在放走男人的次日下午,坏消息传来——那男人真的把希腊女人杀死了。报案人是女人的妹妹,她愤怒地指着卡洛琳的鼻子骂:“就是因为你,姐姐被蛇头杀死了,她昨天已经说过,如果把那男人放出来,她会被杀掉,可你居然把他放了,你在杀人!” 说到这里,卡洛琳的眼睛泛起了泪光。我能感受到她对希腊女人的愧疚,但即使发生这样的恶性事件,她也不会被追责,因为她只是在执行移民法。 “从此我的良心受到深深的震撼,非常内疚,发誓决不让悲剧重演。绑架与人口贩卖,永远是世界上最卑劣的事。在我发现申请者可能是人口贩卖受害者时,就一定阻止,即使只是合理怀疑。”卡洛琳语气坚定。从此之后,她拒签了一系列涉嫌人口贩卖的申请,阻止了一场又一场潜在悲剧。 当然,这些申请可能并非人口贩卖,而是卡洛琳的过度想象罢了。 北京美国大使馆前,排队签证的人们。图源:东方IC(图文无关) 在移民申请中,移民局掌握着100%的权力,申请者可以说是毫无议价权,唯一的办办理,毕业证,文凭,成绩单,学历认证,留信认证,学位证,学历,本科,硕士,假文凭,假学历,文凭认证,法,就是讨好(satisfy)签证官——在材料上动动手脚,抬高收入,伪造学历和履历,让签证官相信他们无意留在国外。 签证官被赋予如此大的自由裁量权,却很少有“枉法裁判”的追责,归根结底,在于那套漏洞百出的《移民法》——这套由目标国自己制定的国内法,却能跨越国境进行涉外管辖,以本国国情为出发点管辖外国人,本身就不太科学。 有一次,中国签证助理对一份申请做背景调查。申请者自称是保健品行业响当当的“大佬”,还提供了很多自己路演的照片和广告。助理上网一搜,却发现他的名字赫然出现在某百科词条里,相关搜索词条全是“某某卖假药”、“某某是骗子”、“某某是被执行人”…… 经过信用查证和电话访谈后,助理确定他是一家皮包公司的老总,招摇撞骗上了信用黑名单,申请外国签证是想卷钱跑路,“黑”在外国不走。 助理向欧裔签证官解释了风险,可对方却不以为然,反而批示了签证——在他的理解中,这位申请者很有经济实力,可以为本国带来投资。就这样,中国的违法者成了外国的“经济推动者”。 类似的,还有非法传销团伙顺利获得签证的例子。在外国签证官看来,中国的非法传销团伙不仅不违法,还有助经济发展。因为传销在国外是合法的,外国签证官不了解中国国情,以为全世界都如此。 上班路上 “别像签证官一样工作,不要像他们一样,变成流水线上的一环,变成机器。”我的同事大卫说,“要像签证官一样思考。” 大卫是犹太人,2013年加入使馆移民部。他认为签证官需要更多思考,才能做好高难度的判断:“我们是在拿一套根据一国国情制定出的不切实际的移民法,去对文化差异巨大的外国人进行判断,然后为目标国挑选出最有利的来访者和潜在公民。” 来华一年,大卫遍读了英文版“四书五经”和中国哲学经典。据他观察,很多签证官对中国社会的理解非常片面,以为所有中国人都像国外“唐人街”里的华人一样——只知道赚钱、对社会毫不关心。“签证官们应该在中国到处旅游,走遍大江南北,去看看这个国家的人。你会发现,不是每个来申请签证的中国人都那么向往外国,也未必都想留下。现在中国发展得很好,外国更需要他们的到来,而不是他们需要来外国。”大卫说。 相比于那些看谁都像偷渡客的同事们,签发签证时,他的态度要开放得多。 三 “如今这份工资,只够我挤地铁” 市场经济讲求“用数字说话”,近年,这种思维也蔓延到了移民局。2018年,部门主管开始统计全年的申请总数和签证费收入,就连每个签证官的平均工作量也纳入了考核——这直接关系到员工能否升职加薪,领导能否晋升。 除了审核签证,每天下班前,我要填表汇报当天的工作内容和完成的数字,细致到每小时。领导还专门安排了人手,每周每月做数据统计报表。大家对此议论纷纷,觉得这根本就是多此一举,自找麻烦。 审批数量和速度都在考核指标里,唯独没有质量要求。因此,申请者花了大价钱准备的申请资料,在签证官面前不过是几十秒一闪而过,因为签证官需要速度——用最快速度,做出一个对自己最有效的决定,这是最明智的选择。 举办投资贸易宣讲会,是提高签证申请量和吸引移民的办法。 为了创造业绩,我的部门领导也开始给自己增加工作量,时不时就来办公室转悠,默默监视员工的一举一动,要是发现员工不在工位上,便开始暗暗计算对方离开的时间。 有次,一位同事从洗手间回来,被领导叫去问话,要他解释“为什么上厕所需要20分钟”。大家觉得这种管理方式荒谬至极,开始怨声载道起来。但尽管如此,面对公派海外的优厚待遇,能抵御诱惑的人寥寥无几。 压力与诱惑之下,有人动起了和核心业务不相干的心思。从2016年开始,每回部门举行节日联欢会,同事费尔南多总是费尽心思坐在首席参赞身边,想着多陪几个笑脸。工作日休息间歇,我常常见到他一个人在办公楼外抽闷烟,郁郁寡欢。一聊才知道,原来他的职位即将被裁撤,他很可能被召回总部,离开中国。 万圣节前夕,使馆区的外国超市门口卖起了南瓜。 在移民局体制里,升职和公派海外,是评判一个人业务能力的标准。在本国的移民局工作,充其量只是个领固定工资的普通工薪族。公派海外,不仅能获得外派、住房和子女教育补贴,还能享受外交礼遇,生活质量提高一大截。 众所周知,中国是很容易出业绩的地方,这里申请量大,KPI好达成,因此更容易升职,是移民官争相想来的国家。费尔南多原本是个工作认真的签证官,但因为没讨得大领导的欢心,如今正面临着即将离开中国的尴尬。 “你以为我喜欢讨好领导吗?如果不讨好,我就不能留下来,就不能认真去看那些申请了。我很想给中国的申请人提供专业的审核,帮助他们实现愿望,但如果我连这个职位都保不住,一切就无从谈起。”费尔南多说。 后来,他还是离开了中国。 使馆经常举办酒会和社交活动,签证官的工作表面很光鲜。 近年申请总量下降,签证官的收入也随之下滑,不再是大家眼中的高收入“金领”了。 2004年,签证官伊丽诺加入了移民部,至今工作了16年。“2008年之前,我每天都打出租上班。可现在这份工资只够我挤地铁”。 过去中国经济落后,外国的钱拿到中国消费就很宽裕;中国劳动力也便宜,外国使领馆用很低的工资,就能吸引到中国高水平人才。但如今情况不同了,越来越多行业愿意提供更优厚的待遇。面对这个变化,使领馆却无动于衷。 2017年,使馆贴出一则招聘广告,想给大使招一名御用厨师,要求“中英文流利,精通中西菜肴,且要有10年以上五星级酒店行政总厨的工作经验”——我不禁汗颜,纵观当时北上广深的五星酒店,行政总厨的年薪在70万上下,相较之下,使馆开出的14500元月薪实在少得可怜。 眼看着其他行业工资不断增长,而移民局的工资依旧是十几年前的水平,伊丽诺觉得,这份工作唯一的好处,可能只有“稳定”了。 使馆区紧挨着奢侈品购物中心,每日经过这样的橱窗,却消费不起。 这种“稳定”也并不绝对,这年头,使馆也在裁员。 2012年,移民部就裁掉了一批员工。“当时大家当然很惶恐了。”伊丽诺说,“可后来证明,裁员不见得是坏事。被裁的人都拿到了一笔经济补偿款,有人用几十万的裁员补偿款去创业,和人合伙开了一家国际教育幼儿园,收入比在使馆时还好。” 签证申请量下滑,加上人工智能终有一日会取代人力,越来越多的人未雨绸缪,主动选择离开。 在中国当了5年签证官后,33岁的查理·梁递了辞职信,去了一家投资公司当经理。他觉得这份工作收入少,除了做一辈子签证,没别的出路,不早点跳槽,以后怕是没机会了。 华裔签证官比尔·刘也辞职去了上海发展,和合伙人开了公司,彻底转行。在使馆为他举办的欢送会上,他为自己终于离开这个地方感到高兴。 位于北京使馆区的公寓 话虽如此,依旧有人不断闯入这座“围城”。华裔签证官陈柯幼年随父母移民海外,考入当地名校,攻读生命科学专业,收入本可以是现在的好几倍,可他还是选择了使馆的工作。 “在国外孤零零的,没归属感。我想稳定下来、成家立业。”考入X国驻华使馆后,他马不停蹄地相亲、买房、结婚、生娃,继续审核那些像他父母当年一样,渴望出国的中国人。 有人则和陈柯相反,从中国折腾到国外,但做的还是一样的工作。 在使馆工作多年后,李念带着太太儿子办理了移民,如今正蜗居在国外的出租屋里。他读传媒专业出身,原本打算在国外大展宏图,但传媒是非常依赖语言文化环境和人脉的行业,李念找不到相关的工作,只能退而求其次,去当地移民局继续当签证官。 “为了儿子,我只能这么将就一下了。”李念说,“移民第一代往往是牺牲品,我这样做,是为了让儿子以后可以少奋斗大半辈子。” 2017年,我从北京使馆调任至广州领事馆,5年里接手了数万件移民案,把移民法领域该学的、想学的,都认真实践了一遍。新的发现越来越少,剩下的只有重复。我意识到,再继续下去,就真成了大卫口中的“流水线零件”了。 这份工作经历固然独特,但还有更多的领域值得我去努力。2020年,逢着疫情,我也辞去了工作,开启了新的旅程。 #文凭 #毕业证书#学历 #认证 #毕业证成绩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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